说到这里，我不由想起宋代有一位名叫李石的士人，在他所编撰的《续博物志》（卷七）中，许是参照了比之樊绰的《云南志》更为可靠的史料罢，于是他则断然删剔了樊绰所谓“散收无采造法”的字样，并且代之以“采无时”这样一个精当的措词，堪称笔力不凡也。只因西双版纳一带，大抵属于亚热带，部分则是属于热带的气候，故而常年可以采茶，无须象江南一带那样，讲究什么明前茶，雨前茶这类。所以，“采无时”之说，则集中表达了西双版纳一带采茶的特色。
此外樊绰笔下的“蒙舍蛮”之说，纯乎是歧视和诬谤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贬称，因而亦被李石删去。李石笔下的文字则是这样的：“茶，出银生城界诸山，采无时，杂椒、盐而饮之。”
前面说过，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，虽说在先秦前后、两汉前后史籍上难以觅得破释的现成答案，不过却也不乏可资参考的某些侧面线索，兹即引述于下。
侧面线索之一：“据东晋常璩《华阳国志•巴志》记载：‘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……鱼盐铜铁、丹漆荼（茶）蜜……皆纳贡之。’此中之‘巴蜀之师’，据史家考证，乃是今云贵川三省的八个小族国人组成，其中的濮人，就是今勐海县布朗族的祖先。
……；也就是说，在商周时代，勐海就产茶，史料及史诗中理应有更多的记载。“（引自雷平阳《普洱茶记》）
我在这里尚要补充一点：常璩在《华阳国志》中除了著有《巴志》和《蜀志》之外，尚还撰著了《南中志》。这个“南中”，即相当于当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、贵州两省。三国蜀汉以巴、蜀为根据地，南中在巴蜀之南，故以名之。《南中志》称：“平夷县……有石兆津安乐水，山出荼（茶）蜜。”这恰好与《巴志》所述的纳贡之茶，彼此对应起来。那么，既然南中“山出茶蜜”，兼之昔日巴蜀之师中又有聚居于勐海县的布朗族之祖先，这么说来，其所纳贡之茶，何尝不就是云南之茶呢？
而且这种贡茶，依我推断，它很可能就正是云南普洱型茶呢。
至于像普洱饼茶这类紧压茶的发生和形成，那当然是由其特有的自然条件、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诸般因素所决定的。俗谚云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而茶呢，其道理也一样，即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也。
上古时代的云南及其茶树原生地一带，全然是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神秘王国。后来随着茶叶贸易之路的开拓，他们与外界的交往，遂即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频繁起来。鉴于他们的茶叶绝大部分都须行销到遥远的邻国，诸如印度、南洋一带去，行销到西藏以及大西北一带去，即使行销到中原去，同样也须跋山涉水，千里迢迢地远途辗转而不已。试想，云南境内茶叶的行销，如何才能适应于上述这般的远途运输呢？唯一的良法就是生产紧压茶。于是南中的茶子，率先制成型样各异的紧压茶，诸如普洱沱茶，普洱方茶，七子饼茶，团茶，砖茶，竹筒茶，则先后应运而生，远销四方，流誉海外。
而谁能断然否认，这南中之茶，压根儿就不是普洱紧压茶呢？
再说，普洱紧压茶发源于西双版纳和思茅一带的另一个必然因素，我想，那是跟自然条件即当地高温高湿的气候有着直接关系。西双版纳和思茅一带，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少部分地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个别地方则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。而一般绿茶，在如此气候条件之下，即在温度和湿度都相当高的情况下，很不容易贮藏，或则很快失却其自然香味，或则易于发生霉变。
诚如前面所说的，一方水土养一方茶。勇敢而聪明的西双版纳人并思茅人的祖先，必是老早老早就发明了紧压茶即后发酵的青茶之制法，这样不仅便于行销远地，而且也便于日常贮藏。
普洱紧压茶的这种优异特色，很早就被南国一带的茶商和茶人所发现，因而在广州，在香港、在澳门一带，甚至更远的如在东南亚，在南洋一带，云南普洱型茶（紧压茶），竟皆历久风靡而不衰，畅销达于至少百年以上！
这里且以香港为例——
香港回归前夕，我曾先后两度在那里小住，走访了大大小小茶庄并茶楼和茶铺。我发现香港茶肆最是赏鉴这样一副茶联，即：
普洱铁观音松涛烹雪醒诗梦；
龙井碧螺春竹院弥香荡浊尘。
此联中这些些名品之茶，彼此却并非平起平坐的。在香港茶商和茶人的心目之中，首屈一指的则是云南普洱茶。无怪乎大小茶庄，则每每以云南所产的陈年七子饼茶，弦耀于市，招徕顾客。
据记载，香港在回归前后，每年销售的普洱紧压茶，竟达五六千吨！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香港简直就是一座南国海上的普洱茶都！
香港那里的气温比内地高，湿度尤其大，因而一般绿茶在那里极易霉变。相比之下，作过后发酵处理的七子饼茶之类紧压茶，便被香港茶商们所青睐。只因它即使稍稍受潮后，仍可及时予以晾干，或则烘焙。这就是它胜于一般绿茶的独特优异之处。
当然喽，关于云南紧压茶的起源之谜的破释，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，它跟我国上古茶史的探索和史前茶谱的发掘，彼此则有着直接间接的内在联系。
